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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好的东西是得不到的东西。再好的东西一旦得到，就感到不是原来预想的那么美好了。
上了频阳高中的我正是这种体验。虽然如愿以偿地上了高中，虽
然还被选为班团支部书记，虽然高中一年级就有六个班，校园有初中学校的三四个大，但是我仍然觉得不是我要的东西，仍然不满足。
１９７４年中国教育是最为混乱的时期。我所在的这个农村的高中就发生了许多啼笑皆非的事情。
刚开学一个月还可以，大家认认真真学习。原来初中同学中只有唐金英一人和我是一个班，国为、焕义、郭雪红等都分到其他班了。
时间不长就有“反潮流”大字报贴了出来。一切又乱了。各班分了学工组、学农组、学医组、文艺组等等，每天老师给不同的“组”上不同的课。劳动课成了家常便饭，原因是参加生产劳动是最好的教育。
我们四班的班主任董春英老师恰好是前两级三班的班主任。当年轰动全省、影响全国（当时关于我校“反潮流”的报道曾在秦汉日报登载）的“反潮流”英雄就出在这个班，作为“反潮流”英雄的对立面就是董老师。送走了“英雄”的班级，迎来我们高七五届学生。学校又安排董老师给我们高一四班当班主任了。而我们班上就有“反潮流”英雄的同胞妹妹。这种戏剧性巧合是人为呢，还是天意？我到现在也不明白。我们毕业以后只听说，教音乐的张老师好像是学校革委会委员，在分班时把漂亮的女生全分到他们班上。
不过董老师对我应该有知遇之恩，在我们开学第一天，他就指定我为班级临时负责人，我当时纳闷了很长时间。后来听说他提前看了我
们全班５２名同学的档案，对我初中连续两年考试成绩名列全校第一名印象深刻。但我和我们四班却因为他的原因吃了多少苦，生了多少气，同时也为我们因此得到锻炼、没有沉沦而感到自豪。
一个班的班主任在学校的地位直接影响这个班级在学校的境况。一个黑斑头（头，农村读ｓ）的班主任所带的班在当年所能得到的“好处”就是有更多的劳动机会。由于我们班的同学既长得不漂亮，又没有什么特长，所以全班分为“学农组”，学农首先就是要学会生产劳动嘛。
虽然在如何深入开展教学改革、进一步加强劳动教育的会议上，各个教师能都慷慨陈词，大发议论。但在具体分配劳动任务时，各个班主任会以各种理由尽量减少自己所带班级的劳动任务。当然我们不能“以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”，以为这样的班主任是为了逃避“学生劳
动班主任要跟着”的职责。第一次给我们班级分配的打胡基任务是４０００页，而其他班级是３０００页。更不可思议的是张淼老师所带的高一三班、过皆韩老师所带的高一一班因为要筹备给全校学生辅导《哥达纲领批判》而没有打胡基的任务。
董老师给我们传达了学校的决定。然后对我说了句：“你们看咋办吧？”就走了。我和班长黄兴仁商量，先开班团干部会议，商量如何完成任务。
团支部五个委员，班委会成员也是五个。十个人拿了凳子，在教室东墙外的绒仙花树下开会。绒仙花有一个特点就是白天叶子张开，晚上合到一块，所以也叫“含羞树”。此时绒仙花才开，香气四溢，我们尽
力吸着芬芳的空气几乎忘了开会。
在大家催促下，我说：“劳动任务是４０００页胡基，我们四个组，每个组１０００页，所以以组为单位安排劳动工具。一个组两副打胡基的石块
和模子，男生主要打胡基，女生供土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对了今天就要把土先闷（ｍēｎ）湿。我家有石块、石锤①，有模子，我拿一副。会完了
①石锤：打胡基的工具，由一个圆形的石锤安上木立柱，立柱上边连接把手。用它将模子中的虚土砸压密实，完成打胡基的工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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